《抵抗通吃》是我最新的杂文集,文章大多写于2004~2005年,大致相当于甲申乙酉两年中,所以开始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《猴舞鸡鸣――申酉杂文集》
我少年时代深受鲁迅的影响。老实说,这要托毛泽东的福。别的书都烧了、禁了(虽然我等不逞之徒劫后费尽心机,寻找、传借,乃至从四旧收藏处偷盗),几
因领袖的倡导,我们少年时便投到鲁迅门下,叛逆精神沛然而生,对奴颜和媚骨有着特殊的厌恶和敏感,对嘲讽和奚落有变态般的快感和激情,何况可堪嘲笑的东西触目皆是。如是,我为自己的文集起一个快感十足的名字《猴舞鸡鸣》。
还记得甲申猴年和乙酉鸡年的春节,媒体时代的节日,吉利话铺天盖地,重复万遍。从猴子身上本来是难找吉利话的,但中国人何等智慧。说的稀松平淡的是:金猴献瑞。说得富丽堂皇的是:马上封侯。说得凶神恶煞的当数:杀鸡敬猴――且不说偷换了该成语中的“儆”字,讨猴高兴,就该杀鸡?真乃“当惊世界殊”――又用到领袖的诗句了。鸡年的吉利话则有:金鸡报晓,闻鸡起舞,一唱雄鸡天下白――这是领袖巧用唐人李贺的诗句――“我有迷魂招不得,雄鸡一声天下白”,今日知晓这句毛诗者要胜过知道李诗者万倍。
其实,猴鸡与委琐人格的联姻要远胜于搜肠刮肚方才得到的几句吉利话。小肚鸡肠,鸡毛蒜皮,鸡吵鹅斗,鸡零狗碎;猴头巴脑,沐猴而冠。我以为,万般不幸的是,这些才是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的特征。
我曾经“鸡血喷头”(鸡年别骚扰人家狗)地大骂中国足球界,但是我不止一次说:不是他们最糟糕,是他们最曝光,中国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。老友丁学良说: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(他在那里供职)要比北大清华都强。这和香港足球打败中国似乎一样,其实大不一样。因足球有偶然因素,而大学的气候非十年之功。且足球输了算什么,大学落后不得了。香港弹丸之地,商贾之城,大陆十三亿人,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。大陆的顶尖大学不如区区香港?任凭心中怎样不平,我也只好同意。事情就是这样,我是学界中人,我知道双方的情况。从师资、敬业精神,到学生用功程度(其实是老师造成的),我们统统不行。
评价一个社会,关键不是它的GDP,不是它的高楼大厦、宝马雕车,而是其人物,他们的才具、理想、气象、境界。我们的情况如何?说谁谁也不干,说自己最无妨。我觉得自己就是“猴头巴脑”――所谓小人得志。我因何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呢?我古文洋文都不大通的。外语的听力从来就没有过关,更不要说十余年不再说外语后的今天。去年在深圳讲学一个月,才算下决心读了一遍《史记》,半部《汉书》。此前竟然是一本“正史”也没读过。如此连中国文化人都称不上,也能做教授――完全可以说“沐猴而冠”。但你如果说我不够教授,我也会攀比的,且振振有辞。因为我确实以为,还有好大一批教授不如鄙人。我五十岁才当教授,之前已经放弃申报了,同辈学者不论好孬,大部分在职称上比我捷足。由我推论,可信中国学术界沐猴而冠者甚多。堕落的就是中国足球和学术界吗?学术界毕竟不是权力场。“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”。可信,权势者中亦不乏沐猴而冠者。
鸡零狗碎、鸡吵鹅斗,正是我们社会之风貌――到处是冲突,是争吵。笔者自知火气大,是好斗之徒。怎么可能不是呢?少年时代沐浴了鲁迅的道德文章,一点不平之事就会刀笔相助,开口咒骂,何况我们现在就置身在是非之地和争吵之中。别的不说,本书所反映和参与的争吵就蛮热闹了,且听我说。我们的长假制度已经搞了七年了,七年来,每年长假最多有三千多万人外出旅游住店,为了这三千万人要全国人陪绑休长假,问过全国人民愿意休长假吗?这能没有矛盾和争吵吗?全国的高考,一个学校对各地考生的录取分数相差达一百分,这能没有争吵?只怕会越吵越大。都市中过去的自行车道上如今轿车已经随意进出了,我们的管理部门干预过吗?打算怎么干预?而这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准备出台行人进入轿车专行线“撞了白撞”的法规,怎么可能没有争吵呢?道理在哪里呢?难道双方都有道理,大家都可以随意乱闯对方的专行道?笔者撰文说:北京轿车缴纳的养路费太少,遭到一位读者的奚落,争吵在所难免。吵架他不行,我一张嘴他就息声了,但影响主管部门我不行,您说这利益双方的争吵能休止吗?玉渊潭公园有着五十年不止的野泳传统,忽然一日不让游了,于是游泳者和公园管理人员在湖岸边连续吵闹几十天。对此我接连有文章发表在报纸上,游泳者便拿着我的文章与管理者争吵,我倒作了壁上观。某日一大早我来到西城法庭,想领票参加一次开庭,告知票发没了,我没来晚啊。最后才搞清只发出两张票给了被告父母,连记者都不准入内,这叫公开吗?对此法庭外围绕发票的一场争吵势所难免。更有足球俱乐部的商人们和中国足协围绕罢赛的唇枪舌剑,让有观看吵架癖好的人过足了瘾。树欲静而风不止。笔者本非清静之人,况每日鸡吵鹅斗,声声入耳。于是写了这些有火气的文章,汇集成这本有火气的文集。
本书由于出版蹭蹬,问世时已到“肥猪拱门”了,这期间又写出了一些东西,还叫《猴舞鸡鸣》,名实不符,因为掺进了狗年的声音。说狗的声音也无妨。我常说:社会上应该什么狗都叫起来,自然我也当在其列。常常对年龄相仿的同仁说:我们都是老狗了。自觉已经学不来新招,除了自嘲的本事还在与时俱进。时下正在提倡和谐社会。何谓“和”,就是口中有粮;何谓“谐”,就是都可讲话,即所有的狗都叫起来。改革开放二十余年,变换之一是叫的狗确实多了,但沉默的仍是大多数,开放之路任重道远。
需重新起名。细检篇什,品察味道后,冠之《抵抗通吃》。这怪异之名意味何如?您还没看到我们周围权势者的行径吗?他们要囊括权力、财富、名分,一个都不能少;要操纵商品、长假、路权、高校配额、城市面貌、公共空间,统统掌控。本书只是一个超龄愤青,一个不自量力的犬儒抗拒强人的微弱声音。
(《抵抗通吃》,郑也夫著,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,28.00元)